而我自己，上身套了一件宽大的工装褂，这衣服很结实，口袋颇多，是专门用来装子弹、食物、药品的。我的裤子是军用迷彩裤，脚上蹬着土黄色的牛皮靴子。
  从我第一次走进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室，我就惊讶了一下，很多流动的务工者，大多也是穿类似的裤子。这让我很欣慰，我喜欢这种混迹人群而不因服饰惹眼的安全感。
  但我无法配合老太太的客套，她生气了，我们的其貌不扬，并没有因为她主动友好的攀谈而从她内心深处挥去。
  老先生又瞪了老太太一眼，示意她谨口，别乱讲别人坏话，兴许我们可以听懂他夫妻俩之间的交谈。
  从老太太那突然泛起鄙夷的眼神，我似乎进一步明白了她刚才的话。她的思维模式，是很难用我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得了的。“有钱人”这个词汇，在老太太的观念里，并不是单纯的对一个富有人的称谓。这里面似乎还隐含着很深的东西，像一道只是涂抹上粉漆但没刮去刻印的墙壁，像一个穿在名贵皮鞋里却没洗干净的脚趾头。
  悬鸦同我相比，有很多资金和宝石；乌博庄园的绿脸男子同我相比，他的金钱更是无可估量。但在我意识里，这些人只是现金和宝石比我多，一种非常单纯的数字上的概念。
  每当我面对悬鸦，或者面对绿脸男子时，我从没因为这个“数字概念”而感到哪里不自然。假如这位老太太的思维模式嫁接给我，我想，我可能会生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感觉，更甚至会颈背变弯，膝盖发软。
  悬鸦和绿脸男子面对我时，他们都知道自己拥有的金钱数额远非我所及，可他们丝毫不会拿这种“单纯的数字”在我面彰显出什么。即使他们需要控制我，对我不尊重，那也不会是因为这种数字的原因。我不吃这一套，他们深知，只要不是枪口的要挟，我的尊严和肉身谁也控制不去。
  老太太不再说话，拉起脸闭目养神。老先生低下了头，继续看他的报纸。那张广州日报，摊在他膝头，一排醒目的大标题像争抢版幅空间似的，显赫醒目地呈现在我眼前。
  “热烈庆祝广州市……胜利召开，深化……主人翁……地位”望着那些标题，我认不全上面的汉字，就索性望了一眼坐对面的老太太。这老女人活了一辈子，现在不缺吃也不少穿，但怎么看也不像某种翁。她或许比我认识报纸上的汉字多，却认识不了一种更重要的东西。
  老太太安静了不消五分钟，芦雅和伊凉又开始了小声交谈。她俩望着液晶电视上的娱乐节目，不时被逗得咯咯发笑。我依旧望向窗外，被这个国家的壮丽山河吸引着。
  “不像，那两丫头不像云贵这一带的少数民族，我估计是老外。”我身后过道的侧面，传来几个游客的议论，我隐约听得出，他们是在谈论我和两个女孩。
  “大哥，你是老外不？哪个国家来的啊？”一个留着分头的小伙子，年纪和我相仿，而且他也穿了一条迷彩裤子。从他脚上那双沾满水泥点的旧皮靴，我想他应该是打工仔，和打工小伙坐一起的那位妇女，可能是他媳妇，夫妻二人一起坐车回家。
  “大哥，你会讲中国话不？来，抽根烟。”打工小伙见我侧脸望向他，这家伙立刻欠过身子，友好地递来一根香烟。打工小伙的媳妇推了自己男人一把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别跟人家闹，竟出洋相。”
  尽管周围的乘客也因打工小伙的莽撞而呵呵发笑，但他们还是用笑声不怀好意地看热闹，让这位冒失的小伙子试探出我的来历。